“老百姓对居家护理缺到什么程度?我曾遇到过这样的例子,老人失能在床,臀部出现了严重的压疮需要及时清疮,但子女没有经验,甚至不敢轻易为老人翻身,只得拨打120,将老人送往附近的医院寻求急诊护士帮助。”
卢倩(化名)是北京一家“互联网 医养照护”养老服务机构的相关业务负责人,在谈及该机构为何瞄准“网约护士”赛道时,她对第一财经记者举了上述这个“听似难以置信,但确实存在”的案例。
“9073”——这是中国老年人养老模式基本构成,即约90%居家养老、7%依托社区支持养老、3%机构养老。“理论上,居家老人的医养照护需求是供给侧资源倾斜的重点,但实践中,需求还没有完全转化为市场,市场响应还受制于护士资源、服务项目和定价机制等。”卢倩说。
“网约护士”是指医疗机构通过互联网信息平台开展的“线上申请、线下服务”,由已注册的护士为出院患者、罹患疾病或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提供居家护理服务的一种模式。
在历经约十年的发展后,“网约护士”服务提供主体不断丰富,服务项目逐渐增多,覆盖地区开始扩面,但始终面临“护士参与度低,用的人也少”的发展困境。为何“网约护士”服务还未达成“叫好又叫座”的理想局面?从实施一次性的“护士上门”到实现从医院到居家的延续性医疗,距离还有多远?
“约80%为老年护理订单”
“大约在2015年前后,已经有一些互联网企业开始涉足‘网约护士’服务,彼时行业处于萌芽期。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们发现从互联网平台到医疗机构再到参与长护险试点的相关机构,开展该项服务的市场主体逐渐扩面,但聚焦到每一个参与者的业务体量,其实都还不够大。目前,行业发展还处于一个分散状态的探索阶段。”京东护士到家业务负责人刘佳告诉第一财经。
在我国,互联网居家护理服务最早兴起于市场的自发探索。2019年,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开展‘互联网 护理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确定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作为该服务试点地区。
随着监管方向明确,近六年来,多地相继推出了“互联网 护理服务”的正面和负面清单,由公立医疗机构主导的“护士上门”服务也陆续上线。
北京等地则进一步发文明确,鼓励社会资本开展互联网居家护理服务。
伴随互联网诊疗发展和长护险试点推进,近几年,在一些互联网平台和长护险护理站,还出现了一群专门提供上门服务的全职护士。
一名接受第一财经采访的上海某公立医院护理部名誉主任表示,如今,“护士上门”的服务主体至少包含四类: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长护险参与主体及互联网平台企业。
考虑到上门服务的便利性和服务的延续性,近年来,上海等城市着力推动以基层为重点的互联网护理服务。借助家庭医生预约以及设置家庭病床等途径,由社区护士上门为罹患疾病、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提供抽血、皮下注射、肌肉注射、导尿管护理等服务。
“我建议:如果需要上门护理,可以预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护士上门。”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闻大翔4月16日在一场媒体对话中提到,据统计,2024年上海市提供了10万人次的上门护理服务。
从服务内容来看,市场化主体提供的互联网护理服务涵盖内容更丰富,除了常见的老年护理、母婴照护、检验服务、中医护理等方面,还延伸至康养、阿尔茨海默症早期干预等领域。
“80%左右的线上订单都是老年护理(包括老人术后护理)相关项目。”回顾近一年的“接单”经历,北京“网约护士”高占伟如是总结说。据其介绍,在老年护理中,又以压疮换药、PICC(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护理、造口护理、灌肠护理等项目的客户下单需求居多。
不过,不同市场主体也面临各自的发展困境。
第一财经近期调研了解到,从居家护理的便捷度和对患者病情的熟悉程度来看,社区医院相较于三级医院更适合开展“护士上门”服务,但基层护士人手欠缺,一些专业技术要求较高的服务也难以承接;长护险项目让居家护理更普惠,但长护险护理站护士能力较为薄弱,且补偿不充分;平台参与扩大居家护理的覆盖面,提高了护士收入,但动辄200-300元的定价,也让一些原本线下医保可报销的服务项目变得昂贵。
缺人
正如刘佳所言,如果从单个服务提供方的角度来看,“护士上门”业务规模还较小。而这背后,一个根本性原因在于护士总量不足,具备居家护理资质的护士更少。
在一二线城市的公立三级医院,尽管护士总量可能更充裕,但由于这些医院护士收入更高且工作负荷可能更大,护士在工作之余,兼职承担“上门服务”意愿也或不足。
部分地区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更大的护士缺口。“我们中心医护比大约是1:1.2,但是相关文件是要求1:1.5。尽管目前我们也提供家庭病床,但更多是基于家庭医生问诊,‘护士上门’服务还很少开展。”中部某省会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对第一财经表示。
在护士总量存在缺口的背景下,监管部门对“网约护士”提出了更高的资质要求。
根据前述通知,医疗机构开展“护士到家”服务的人员需是本机构派出且“应当至少具备五年以上临床护理工作经验和护师以上技术职称”的注册护士。
一名参与到长三角某地长护险试点的机构人士对第一财经表示,作为较早开展长护险试点的城市,当地对提供长护险服务的护士,同样要求其具备“五年以上临床护理工作经验”。
“在部分基层还存在一个现象:当社区医院护理中心和长护险护理站同时提供‘护士上门’服务,尽管后者更多针对失能老人,但二者仍存在业务重叠,而提供服务的护士隶属于两个不同的单位,这既带来基层有限的护士资源重复消耗,也一定程度上造成社区医生处方流转在不同部门间的矛盾。”前述机构人士说。
此外,工作经验也不能与专业能力完全画等号。上海护理学会的一名专家对第一财经表示,在她调研中发现,长护险护理站的护士可能并不具备妥善处理PICC维护的能力,而一些护理站管理者出于医疗风险防范的角度,也或不建议护士上门提供相关服务。
一些地区还进一步“拔高”了部分居家服务项目的护士资质要求。比如,根据《北京市互联网居家护理服务项目目录》,如PICC维护、糖尿病足溃疡护理、造口护理等必须专科护士来提供。
资质门槛高
在多名受访护士看来,此类严苛的从业准入限制,有其必要性。
在成为“网约护士”之前,高占伟在北京空军总医院ICU待了8年时间,已经具备护师职称。以PICC维护为例,他提到,这是一种静脉穿刺输入药物的方法,常见于肿瘤化疗、老年人营养支持等,置管后可留置6个月~1年时间,但需要每7天进行一次专业维护,否则容易出现感染、堵管等并发症。在他此前工作的线下医疗场景中,医院会设有一个专门的PICC管理小组,只有经过系统培训并获得专科护士证书的护士才能进入该小组,开展相关服务。
近年来,各大医疗机构的“互联网 护理服务”逐渐开展。出于对医院“声誉”的考虑,这些医院的护士派单通常更为严谨,其中往往涉及“护士专业对口”。此外,有医院还提出,对涉及隐私部位的操作,尽量匹配同性别的护理人员,如更换尿管等;尽量匹配患者熟悉的护士,如患者住院期间的责任护士或患者比较信任的护士。
“但以PICC置管期间的化疗患者和老年患者等群体为例,他们的免疫水平较薄弱,家属会希望其尽可能避免去往大型医院。那么基层医院呢?有患者反映,社区医院护士可能并不具备PICC维护能力。”高占伟说。
相较于由医院主导开展的“护士上门”服务,由互联网平台主导开展相关服务,往往集成多家线下医院的护士资源。理论上该服务提供主体可以更好地将有限的专科护士资源流动起来,但实践中平台对于护士资质要求可能低于医疗机构。
随着行业竞争加剧和地方监管的不断完善,多个互联网平台方也相继提出或增加“从业门槛”。
“护士入驻(京东健康)平台前,均会填写包括从业时间、所在科室以及所获专科证书等。我们会事先将面向客户展示的护士到家服务在平台系统中分为高危项目和非高危项目,如PICC维护、造口护理等均属于前者。只有获得相关专科证书并经过平台审核的护士,才会被系统推送相关订单。”刘佳说。
专业技能之外,前述受访上海某公立医院护理部名誉主任认为,“资质门槛”也是对“网约护士”的实战经验和综合素质提出的要求。相较于院内的诊疗秩序和诊疗环境,居家场景下提供医疗护理服务对于护士的心理素质、沟通能力、防范风险意识等均提出更高的要求。
高占伟也提到,脱离于医院环境,护士更容易处于一种陌生的、相对被动的状态。到家服务对于护士的应急处理能力和评估及判断能力要求更高。“还是以PICC维护为例,在上门之前,我们需要先对患者的基础病、抗凝药使用情况进行一个前置评估。此外,当PICC导管已经有一部分被拉扯出来,暴露在外界环境中,那么绝对不允许将导管再送回患者体内。有经验的护士会在看到患者家属拍摄的照片时,及时建议患者去往医院重新置管,以免延误病情。”
此外,不同于在ICU工作时,护士直接面对的多为病患。高占伟发现,在到家服务中,护士沟通的对象由患者转为患者及家属。在他提供服务的家庭中,还不乏有子女远程下单,老人由护工照料的情况。在为这类老人提供如压疮换药等较为基本的临床护理服务时,往往还需要教会老人陪护者如何照护,并做好录音,避免事后纠纷。
也有受访业界人士观点认为,针对“护士上门”的供给侧缺口,有针对性开展人才培养和储备计划,同时激励低年资护士和社区护士不断提升专业护理的技能和经验。在确保医疗安全的背景下,可以试点放宽“网约护士”的资质门槛。
价格两难
进一步加剧供需失衡的是,在符合资质的护士群体中,了解并愿意参与到“上门服务”的护士并不多。伴随多地公布的“互联网 护理服务”的项目清单逐渐丰富,“有单没人接”的困难窘境也日渐凸显。
“护士参与度不高”背后,多名受访业界人士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因为护士提供的专业技能服务尚没有得到充分合理的回报。
总体而言,“护士上门”服务模式仍会因为支付保障不到位,面临价格两难问题。
由于我国大部分省份和城市尚未将延续护理服务费用纳入医疗保险范围,无论是医疗机构主导开展的护士上门,还是平台机构主导开展的护士上门,患者大都需要“全自费”,这对于大部分慢性病病人而言存在不小的经济负担。与此同时,长期高昂的治疗费用也不利于该项服务的长期开展。
其中,非公立营利性医疗机构可根据供需双方需求,自行设立服务项目,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相较于执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公立医院,价格浮动空间更大。
以单次PICC维护为例,在多个平台上“护士上门”服务价格在200-300元不等,而在公立医院经医保报销后,自费金额通常在十几到几十元之间。考虑到PICC维护需要每周一次,持续时间可能达到半年之久,对于患者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从长远来看,为了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互联网护理赛道,需要引入多元支付保障机制,并坚持市场化、差异化定价。”刘佳说。
已有地区惠民保先迈出一步。比如,2025年北京普惠健康保将“上门护理”“居家康复”等“健康管理服务”纳入保障范围,保期内总服务次数上限为5次。
而在公众看来不菲的平台定价,在网约护士”看来,并不全然满足其收入预期。
一些护士认为平台定价有待进一步优化。
比如,有护士认为平台定价涵盖了交通成本、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等,还可能存在平台抽成,护士真正拿到手的报酬可能与付出不成比例;有护士认为上门服务项目单价高、不能报销且连续性差,导致使用“网约护士”平台的人群并不多。如果平台派单少,其收入也将受到影响;有护士提出,由于不同项目定价不同,当平台就近给分配给网约护士一项收费标准较低的护理项目时,护士会选择拒单,而客户可能因此投诉;
还有护士反映,尽管平台按照一项服务计费,但实践中可能“买一赠一”,需要提供多项服务。比如,在他为一名卧床老人提供留置胃管服务时,发现卧床老人因基础护理不到位,出现了几处压疮,此时无论是“随手处理”还是“另外加价”都可能与老人家属产生纠纷。
另外一些护士则认为,医患双方的需求正逐渐得到满足。
比如,有护士提到,基于当前的平台差异化定价,患者拥有更多选择,比如可以选用不同价格、材料的耗材,自主性更大。
另据高占伟介绍,此前在医院ICU工作时,月薪大致在1.8万元-2万元之间,一天工作时长为12个小时。“网约护士”的薪资与其接单量、单次订单价格以及完成度等因素有关。由于北京网约订单量原本就多,加之他所拥有的专科护士证书较多,能够开展大部分的线上服务,在评估线上接单和在医院工作收入基本相当,但时间更为灵活之后,目前,他已从“兼职网约护士”转变为“全职网约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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