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略萨去世，他的慧眼辨识纯真的愚昧和邪恶的昏庸

当地时间4月13日，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在秘鲁利马去世，享年89岁。

略萨生长在秘鲁，但他搞文学创作受到的审美影响主要来自法国。1958年，22岁的略萨在一次征文比赛获奖，得到机会去法国旅行，次年再次自费去法国，足足待了7年。雨果、大仲马是略萨在中学时就狂热阅读的对象，福楼拜更是他心中的圣人。

然而，一旦开始写小说，略萨拿出来的作品更像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有句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陈忠实的《白鹿原》也引了此话当题记，表示奉行。略萨在他最长的一本书《酒吧长谈》里，把这句话的后半句也引用完全了，巴尔扎克说的是：小说既然是民族秘史，“小说家就有必要深入调查社会生活”。略萨的各种小说都是调查的结果，一开卷就能看见社会，能看见形形色色的人在其中活动。他更大的本领，是把人物安排到各个位置、各条线索之中，看上去构成一整个有结构、有复调的社会故事。

《酒吧长谈》读完，会知道略萨脑中对秘鲁首都利马有个《清明上河图》式的设计。而他的全景小说从第一本长篇就开始了。那时他正在法国，有天才也有自律，高效而刻苦，他边写边改，越写越长，全部手稿达1000多页。稿子写完后，还在抽屉里摆了1年多，不时地拿出来看看，一旦改了一个地方，对其他字句、段落也会更加挑剔，改得更多。最后，这本书连书名都改掉了，最初他定的名字叫《说谎之人》，改后成为《城市与狗》。

书中，一所军校里的各个学生，构成一组群像——他们像自然界的动物一样各自为政，缺少友爱，也没有从挫败中成长。军校的总管是个独裁者般的上尉，他的位置不受什么挑战，军校以培养学生的男子气概为名义，旁观他们在苦行和压迫之下，磨炼出混社会必需的种种能力：警觉、狡诈、媚上欺下、委曲求全，诸如此类。

这些学生有的是用外号，如“奴隶”“美洲豹”来称呼，有的则用本名如阿尔贝托、甘博亚。外号说明性格，“奴隶”是性格怯懦的人，“美洲豹”则是暴戾狂躁的人。一个个冷酷的冷酷，阴险的阴险，比较受欢迎的人内藏虚伪，讨厌暴力的人却胆小怕事，总之没有一个角色能让读者觉得，他（她）是作者希望自己喜欢上的。在这里，略萨作品的长处和弱点都得到了体现：他对人的认识很全面，像巴尔扎克一样鲜活刻画，但人物一出场就定型，极少有人能成长、变化，只有沦落、死亡。

《城市与狗》的英文译本的书名，叫《英雄时代》。这当然也是反讽。书中没有一个人能稍许够上“英雄”二字的本义。《城市与狗》是略萨26岁时出版的，一家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出版商接受了稿子。略萨谨慎、谦虚，不期想此书能如此成功，四年后的1966年，他的下一本长篇《绿房子》的修改，一直持续到寄出稿子的最后一刻。

《绿房子》《世界末日之战》《潘上尉和劳军女郎》，这些小说打开后都有一种“画卷铺开”的感觉，画卷中的人物都很活跃，多而不乱，踪迹清晰，只是没有一个人，包括进入书名的人（如“潘上尉”）能够成为让人一提起书名就会想起并津津乐道。在他的“社会”视角下，学校是社会，军队是社会，城市也是社会，社会本身无善恶，只有人来来去去，生生灭灭；社会有它自己的法律规则，它们不知从何而来，却体现在人的身上，体现在人的行为中——通常是那些彼此折磨、各施暴力的行为，在虐待和受虐之间你得二选一。

略萨自己说过：“这是一片没有任何出路的热带丛林……秘鲁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是完全建立在非正义的基础上”。在他看来，暴力不是什么特殊的手段，而是通行于这个国家各个社会等级、各个机构里的行为方式，人几乎是通过暴力来建立和他人的联系的，学生之间、学生和教员之间、丈夫和妻子之间、嫖客和娼妓之间乃至人和狗之间，都是暴力。在《城市与狗》里的这些青少年中，只有甘博亚是让人能真正产生好感的。这个人比较正直，愿意遵守公道，但他也在“美洲豹”的威风面前保持沉默。

《绿房子》是略萨正式跻身“爆炸文学”主将行列的小说，它继续展示他擅长“铺开画卷”的能力。似乎有一条条线索同时在他脑中形成，他在书写时能把每一条线索中的一个环节取出来，和其他线索里的环节组合在一起。整本书由此而产生了织锦感，而时空的交错则产生“狂想曲”的味道。和《城市与狗》一样，人物依然在画卷之中，任凭作者调配，因为写的是略萨自己待过的秘鲁小城皮乌拉，它更本土，更有奇谭的味道。

略萨用《绿房子》来做拉丁美洲社会的缩影。拉美“爆炸文学”的几位代表人物，代表作都蕴含着写照整个拉美的状况与命运的雄心。他们不约而同地揭示出，在拉美这片土地上，无论是政治、社会秩序，还是经济发展，抑或个人谋求成长，到处都充满了“无解”感。略萨笔下的人物，几乎每一个都是一出场就开始“向下走”，女人沦为娼妓，男人变成混蛋，警察、士兵、教士、修女各有各的沉沦，时而屈从于欲望，时而屈从于利益。每个人都是短视的，谁也无法确保自己的未来。

在《百年孤独》中，有一位活了100多岁的女族长乌苏拉，让人印象深刻，任凭年轻人各有各的乖戾，横死的横死，发疯的发疯，乌苏拉的存在维系住了整个家族。而在略萨这里，一个男人在他最“优质”的时候，会想要找个女人好好过日子，可是，就如同受了诅咒似的，他们都会失败，都会以自己的愚行挫败自己的“初心”。《绿房子》里有个军官名叫利图马，出场时还挺正直，想要和一个纯良的土著女子好好过日子，可是他一到皮乌拉，就和一群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他那无人陪伴的妻子，也就“顺理成章”无法抵御登门勾搭的男人，最后沦落到“绿房子”里。

利图马这个人物，后来还将出现在略萨的其他小说如《利图马在安第斯山》中。军人政治是拉美政坛的一大特色，略萨的小说里写军人、写总统、写起义者，十分全能，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里说，略萨对这些个体的兴趣，源于他对人性中的“狂热”，以及对权力滥用等现象的着迷。不过，政治、军事之类的主题毕竟过于“男性”，他最具有大众知名度的小说，也许是讲述自己和姨妈的一段关系的《胡利娅姨妈与作家》。

他的小说生涯在50岁过后有了一个转变，标志就是从1988年出版的《继母颂》到1997年左右发表的《情爱笔记》。这两本小说的情色浓度，比起之前的小说而言大大升高。略萨的“情爱转向”深受评论界的欢迎。一个原因是，拉美作家似乎理应双管齐下，一只手写政治、军事、社会、殖民之类男性主题，另一只手写情爱故事。像是马尔克斯在50岁以后出版了《霍乱时期的爱情》，被誉为“爱情大全”；而略萨50岁后的这两本书，同样可以称为“情爱大全”甚至“情色大全”。在书中，他呈现了情欲表达与释放的种种可能；对情爱关系的微妙之处的探究，比起他对权力、狂热等主题的探究而言，更为得心应手。

《城市与狗》发表于文学杰作迭出的1962~1963年，在获得一片赞誉后，略萨踏上了一条世界公民之路，和其他几位拉美一线作家，像是智利的聂鲁达、墨西哥的富恩特斯，略萨也顺利突破了国家对自己的冠名，真正成为一个“拉美作家”。2010年他被颁诺贝尔文学奖时，他的获誉中有一句，说他“对纯真的愚昧和邪恶的昏庸有一双慧眼”。这相当于指出了他在创作趣味上的非道德性，他对良知、正义之类的东西并不感兴趣。《情爱笔记》是他活出本色、写出本色的证明，是他远离巴尔扎克，最接近写《包法利夫人》的福楼拜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