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女王学院院长埃里安：在动荡时代重新思考发展问题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近年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增长放缓、供应链中断、援助流量减少、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等巨大不利因素纷纷涌现。这些变化的背后是由发达国家推动的对战后经济和金融秩序的根本性调整。在此背景下，有一系列因素将极大影响发展中国家当前和未来的福祉以及多边机构的命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球经济和金融秩序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核心—外围结构。美国依照一套普遍接受的规则和标准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领导多国政策协调并充当危机管理者，最终目标是实现最后的融合，确保世界经济更加一体化和繁荣。

但有三个因素破坏了这一秩序。首先，对日益破坏稳定的分配结果关注不够，导致社会中具有政治影响力的阶层普遍被疏远和边缘化。经济非但没有继续影响政治，反而成为了政治的附庸。

其次，现有秩序难以整合迅速扩张的发展中大国。

第三个因素是美国从稳定力量转变为动荡根源。促成这一事态发展的因素包括（源于美国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8年的对华关税武器化以及支付系统制裁的日益频繁使用。近年随着未能确保新冠疫苗在全球的公平分配、同时针对敌友的关税“极度武器化”、美国对外援助体系的解体，以及对破坏性人道主义危机和屡次违反国际法行为的持续漠视，这种事态发展又出现了进一步加速。

虽然传统的核心—外围模式在本质上并不具备处理所有这些问题的能力，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它，导致世界走上了一条通往不明确目的地的崎岖旅程。尽管如此，迄今为止发展中国家还是相对较好地驾驭了不断变化的格局。它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各类来之不易的政策成就，包括近几十年来对宏观经济框架和体制的强化。

但要在日益严峻的外部环境中保持这一积极态势，发展中国家必须固守四个关键的政策优先事项。首先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同时积极应对所有结构和金融脆弱因素，包括深度不足的国内金融市场、薄弱的监管框架和治理赤字。

第二个优先事项是加强国际联系以增强韧性、提升灵活性和扩大选择范围。这需要多年的协调努力以统一法规、促进区域金融一体化和建设贸易基础设施。

第三，发展中国家应做好准备去利用创新打造的新机遇——从提高传统部门生产力到改善那些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最高的社会部门。尤其是人工智能在彻底改变医疗、教育和农业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可以帮助这些国家跨越传统的发展阶段。要建立一个支持性的生态系统就必须投资于数字基础设施，培养一支熟练的劳动力队伍，并发展有利于创新的监管环境。

最后，随着许多美国资产看似估值过高且美国国债的波动性日益增大，拥有大额外汇储备和大量美元计价金融财富的一小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发展中国家正被迫重新思考其以往过度配置美国相关资产的做法。这一过程将不可避免地旷日持久且错综复杂，需要对资产进行仔细分类，修订资产配置方法，以及超越传统避风港的新投资思维。

世界银行和区域开发银行等多边机构在帮助其成员采用这种做法方面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成为值得信赖的顾问，这些机构必须更好地汇总和传播围绕可改善健康、教育和生产力成果的不断发展之新技术的最佳实践，而且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促进这些技术的采用。比如它们的工作人员必须有能力回答如何与人工智能代理互动、怎样利用创新来送达基本服务以及管理随之产生的风险等问题。

多边机构还应鼓励促进贸易的区域联系和项目，扩大跨境基础设施，促进共享资源管理。在这个被日益频繁的冲击所塑造的世界里，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应急融资机制，比如增强风险分担工具的效力。

当然，这不应削弱这些机构在脆弱国家开展的重要工作。鉴于有大量证据表明传统发展模式在面临如此严重治理和安全挑战的国家起不了多少作用，因此这也是一个需要更多打破常规思维的领域。

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技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开启了包容性经济增长的新途径。但是利用这一历史机遇远非易事。除非发展中国家创造必要条件去在自身经济中高效、公平地推广这些创新（关键是从卫生和教育部门开始），否则它们就有可能进一步落后，导致国家内部以及之间的不平等加剧，并加速全球秩序的分裂。

（作者系剑桥大学女王学院院长、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著有《唯一之选：中央银行，不稳定性，以及如何避免下一次崩溃》，并与戈登·布朗、迈克尔·斯宾塞、李德·利多合著有《长期危机：一个修复碎片化世界的方案》，本文基于作者在2025发展经济学年度银行会议上作的大会报告撰写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