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撒哈拉的热浪中，一阵强烈的冷战突然袭来｜书摘

【编者按】很多曾经深入了解非洲的读者——包括长期在非洲居住、工作或旅行的人——会说：“非洲就是卡普希钦斯基在《太阳的阴影》中所描绘的样子。”

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是二十世纪深具影响力的作家和记者，曾经六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1958年，26岁的他被派往加纳报道该国的独立庆典，并成为波兰首位常驻非洲的记者。此后三十多年间，他在这片“大到难以描述”的大陆上游荡，往返于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不论是流血冲突、军事政变的现场，还是丛林中挣扎在生存线上的部落。在书中，他为读者呈现了一幅独一无二的非洲图景：那里有仿佛世界诞生之初的极致美景，也是无数部落、民族、文化和势力交织的汹涌之海。

《太阳的阴影》入选了2025第一财经年中人文书单。经出版社授权，第一财经节选了书中部分篇章，以飨读者。

我睁开眼睛，看见一面白色的大屏幕，在浅色背景上有一张黑人女孩的脸。她的眼睛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就和这张脸一起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屏幕上又出现了一个印度人的头。他一定是俯下身看着我，因为一下子我就看到他的头离我很近，好像放大了好几倍。

“谢天谢地，你还活着，”我听到了这么一句话，“但是你生病了，得了疟疾，脑型疟疾。”

我立刻就清醒了，甚至想坐起来，但是发现我没有力气，只能无力地躺着。脑型疟疾是非洲热带的恐怖疾病，过去得了这种病的结局都很惨。现在它依然是威胁，甚至是致命的威胁。我们来这里的路上，在阿鲁沙附近经过了得这种病死去的人的墓地，这是几年前那场传染病留下的印记。

我努力想要看看周围的一切。我以为的白色屏幕其实是我躺着的这个房间的天花板。我是在刚刚开业的穆拉歌医院里，属于它的首批病人。那个女孩是护士，名叫朵拉，而那个印度人是医生，名叫帕特尔。他们告诉我，一天之前是莱奥叫了救护车把我送到这里来的。莱奥去了北部看默奇森瀑布，他在三天后回到了坎帕拉。进入我房间后，他发现我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他立刻跑去门口传达室寻求帮助，然而那一天正是乌干达宣告独立，整座城市都在载歌载舞，人人都拿着啤酒和棕榈酒庆祝。迷茫无助的莱奥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他自己开车去了医院，叫来了救护人员。所以，我现在才能够躺在这里，躺在这间处处散发着清新、平静和秩序的气息的隔离病房中。

疟疾即将发作的第一个征兆是突然无缘无故地感到躁动不安。你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如果你相信有鬼魂的话，就会觉得：这是恶鬼上身了，对你下了诅咒。这个恶鬼缠住了你，让你无力反击，把你钉在原地。不一会儿，你就会变得反应迟钝，无精打采，笨重呆滞。一切都让你感到烦躁。最让你烦躁的就是光，你讨厌光。其他人也让你感到烦躁，他们吵闹的声音，他们刺鼻的气味，他们粗笨的触碰都让你无比烦躁。

但是这种烦躁的感觉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很快，甚至是突如其来、没有任何预警地，疟疾来了，一阵强烈的冷战突然袭来。仿佛有人抱起了赤裸的、在萨赫勒和撒哈拉的热浪中燃烧的你，一下子扔进了格陵兰和斯匹次卑尔根的冰川高原，被暴雪狂风包围。太可怕了！太震惊了！就在一秒钟的时间里，你就感到寒冷，寒冰刺骨般让人胆战心惊的寒冷。

你开始颤抖、摇晃、打摆子。你立刻就会感受到，这不是你之前熟悉的、在冬天的寒风里冻得瑟瑟发抖的那种颤抖，而是一种异常折磨人的抽搐、痉挛，仿佛一会儿就会把你撕成碎片。你为了活命，就开始求救。这时候什么能够带来最大的安慰呢？其实只有一件事是能够切实帮到的：那就是有人帮你盖上被子。并不是简单地把毯子、被单盖在身上就行，而是要让这个东西把全部重量都压在你身上，然后把你紧紧地裹起来，像是要把你压瘪碾碎一样。在这个时候“被碾压”是你梦寐以求的状态。你想要的就是压路机从身上碾过的那种感觉。

有一次我在一个很穷困的村子里得了疟疾，那里没有任何可以盖的暖和被子。农民们就把箱子放在我身上，然后静静地坐在上面，等待我最可怕的颤抖结束。最穷的就是那些得了疟疾，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盖在身上的人。经常会在路边、灌木丛以及泥坯房里看到他们，半昏迷地躺在地上，浑身大汗，意识不清，身体被疟疾折磨得痛苦地摆动着，像是翻腾的波浪。你哪怕身上裹着毛毯、外套和大衣，还是咬紧牙关，发出痛苦的哀鸣，因为你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冷不是从外面来的，外面可是四十几度的高温！这种冷是由内而生的，格陵兰和斯匹次卑尔根就长在你身体里，所有的冰盖、冰层和冰川都在你身体里流动，通过你的血管、肌肉和骨头。如果你还有体力能够感受到任何东西的话，这种想法可能会让你非常恐惧。但这种想法很快也会过去，几个小时过后，疟疾发作最痛苦的高峰期也会慢慢过去，你会陷入极度疲惫和无力的状态中。

疟疾发作不仅仅是一种痛苦，它和每一种痛苦一样，还是一种神秘体验。我们进入了一个刚才还对它一无所知的世界，却发现它其实一直就存在于我们周围，直到最终将我们占有，让我们成为它的一部分：我们会在自己身上发现冰冷的洞窟、悬崖和深渊，它们的存在让我们充满痛苦和恐惧。然而，这种体验终会过去，鬼魂离我们而去，飘走，消失不见，而留在原地、埋在奇异感受的大山之下的，是一个可怜无依的人。

人在刚刚经历了严重的疟疾后，就成了一堆人形的碎片。他躺在一汪汗水中，还发着烧，手脚不能动弹。他浑身都疼，头晕恶心；他精疲力竭，虚弱无力，整个人都软塌塌的，别人抱着他的话，会觉得这个人好像没有骨头也没有肌肉。要过很多天以后，他才能重新站起来。

疟疾每年在非洲侵袭数以千万计的人，在湿地、低洼和沼泽地区最为猖獗，每三名儿童就会有一名死于疟疾。疟疾有很多种，有些是轻症，就跟得了流感一样。但在这里，即使是轻症疟疾，也会给患者带来致命的打击。其一，在这种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最轻微的不适都会变得难以忍受；其二，非洲人经常营养不良，身体消瘦，忍饥挨饿。很多时候，我们会在这里碰到一些昏昏欲睡、反应迟钝的人。他们在街上、在路边，一坐或者一躺就是几个小时，除此之外什么都不做。你对他们说话，他们也听不见，他们看着你，你却觉得他们看不见。你也不知道他们是在无视你，还是就这么懒洋洋地躺着无所事事，还是正在受疟疾的折磨？你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该怎么去看待这件事。

我在穆拉歌医院躺了两周。疟疾时而会发作，但是越来越轻，也不那么痛苦了。他们给我做了穿刺，我被扎了很多针。每天帕特尔医生都会来给我做检查，他告诉我，等我康复了，他会介绍他的家人给我认识。他出身一个富裕家庭，他们在坎帕拉和其他几省拥有几家大商店。他们供得起他在英国接受教育，所以帕特尔在伦敦读完了医学专业。那么他的祖先又是怎么来的乌干达呢？他的祖父和几千个年轻的印度人在十九世纪末被英国人运到了东非，修建从蒙巴萨到坎帕拉的铁路。

当时正是殖民扩张的新阶段，殖民者们要向非洲大陆的深处进发，要占领它的腹地。如果有人去看以前的非洲地图，就会发现一个特点：沿着海岸线标注着数十乃至数百个港口、城市和定居点的名字，而剩下的，是一整片广袤无际、未经测量的空白，这一区域百分之九十九的土地基本上是处女地，只是偶尔在某些地方标记着一个白点。

欧洲人就守着海岸边，守着自己的海港、小餐馆和轮船，不愿意向大陆深处去。因为没有路，他们害怕敌对的民族以及疟疾、昏迷、黄热及麻风等热带疾病。尽管他们在沿海地区居住了四个多世纪，但在他们中间一直弥漫着一种临时性的态度，一种急功近利、一夜暴富的狭隘思维。他们的港口实际上是吸附在非洲躯体上的吸盘，是运走奴隶、黄金和象牙的出口点。他们要把一切运出去，而且是以最低的成本。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欧洲人的“寄存处”看起来往往很像以前利物浦或者里斯本最穷的街区。在属于葡萄牙的罗安达，四百多年来，葡萄牙人不曾在这里修建一口饮水井，也没有在街道上安装照明的路灯。

修建通往坎帕拉的铁路在当时已经成为殖民列强（特别是伦敦和巴黎）新的、更具经济思维的标志。非洲已被欧洲国家瓜分完毕，他们可以安心地在其殖民的肥沃土地上投资，这些种植咖啡、茶、棉花、菠萝的庄园，或者位于其他地区的开采钻石、黄金和铜的矿井，都预示着会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益。万事俱备，只欠交通。过去那种一切都靠顶在头上的运输方式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要修公路、铺铁路、造桥梁。但是这些工作谁来做呢？他们没有引进白人工人，白人是老爷，不能干体力活。也不可能雇用当地的工人，因为就没有这种人。当地人根本不想去打工赚钱，因为他们还不知道“钱”这个概念（在当地持续了数个世纪的交易依然具有以物换物的性质，比如可以用枪、盐和高支棉来交换奴隶）。

慢慢地，英国人又推行了强制劳动制度：部落酋长必须送来一定数量的人来做免费劳工。这些劳工被安置在营地中。在非洲地图上这种营地高度密集的地方就表明殖民主义在那里已经牢牢扎根。然而在此之前，英国人都是寻找一些临时解决方案。其中之一就是将来自另一个英国殖民地——印度的廉价劳工引入东非。就这样，帕特尔医生的祖父先到了肯尼亚，然后又到了乌干达，最后就在那里定居下来。

有一次，帕特尔医生来看我的时候给我讲，随着铁路修建逐渐远离印度洋而深入到覆盖着浓密灌木林的广袤土地，在这里劳动的印度人受到一个严重的威胁：狮子开始攻击他们。

正值壮年的狮子并不喜欢捕猎人类。它们有自己的捕猎习惯、钟情的味道和饮食偏好。它们特别喜欢羚羊和斑马的肉，也喜欢长颈鹿，但是长颈鹿太难捕猎了，因为它们又高又大。壮年狮子并不挑剔牛肉，所以牧民在夜里要把他们的牛群关在灌木丛中用荆棘建造的篱笆里。这种被他们称之为“戈马”（goma）的篱笆并不是总能有效地阻挡狮子，因为狮子是出色的跳高运动员，可以从篱笆上飞跃而过，或者巧妙地从篱笆下钻过去。

狮子在夜间狩猎，通常都是成群活动，组织追踪和伏击。在进行捕猎之前，它们会在内部进行角色分工。负责驱赶的狮子会去追逐猎物，将它们推向捕猎者的口中。最活跃的是雌狮，经常都是由它们发起攻击。雄狮则最先享用美味，它们畅饮最新鲜的血液，吞咽最好的部位，舔食最肥美的骨髓。

狮子在白天的时候就待在草地上打盹。他们懒洋洋地躺在金合欢树的树荫下。如果没有人招惹，它们是不会主动攻击的。甚至有时候我们靠近它们，它们也只是站起来，走到更远的地方去。但这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因为这种猛兽一跃只需要一瞬间。有一次我们在穿越塞伦盖蒂的途中轮胎爆了。我本能地就跳下车，准备换轮胎。但是我突然发现，在周围高高的草丛中，一只血淋淋的、被撕碎的羚羊旁边躺着几只雌狮。它们静静地盯着我们，但是并没有动。我和莱奥坐在车门紧锁的越野车中，等待的同时在思考，它们会做什么。一刻钟过后，它们站起身来，优雅淡定地走进了灌木丛中。

狮群出发捕猎时，会发出响彻草原的吼声来宣告行动开始。这吼叫让动物们惊慌失措。唯独大象对这战斗打响的号角无动于衷，大象谁都不怕。其他动物都落荒而逃，寻找能躲藏的地方，或者被吓得呆立在原地，只能等着从黑暗中蹿出的猛兽给自己致命一击。

狮子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都是灵巧且危险的猎手。然后，它会开始衰老。它的肌肉变得松弛，奔跑速度开始减慢，跳跃距离也越来越短。它很难再抓到胆小的羚羊和跑得快又机警的斑马。它经常挨饿，逐渐成为狮群的负担。这对它来说也是个危险的时刻，狮群从不同情老弱病残，它只可能变成狮群的牺牲品。它越来越害怕年轻的狮子会撕咬它。它渐渐脱离狮群，慢慢落在后面，最终孤身一人。它忍受着饥饿的折磨，但是却追不上任何动物。这时留给它的只有一条路了：抓人。这里的人通俗地将这样的狮子称为“食人怪”，它是周围居民的噩梦。它潜伏在女人们洗衣服的小溪边，孩子们上学要走的小路旁（因为它太饿了，所以白天也会狩猎）。人们害怕走出泥坯房，但是它也会来到屋子那里袭击他们。它无所畏惧，毫不留情，并且仍然相当强壮。

帕特尔医生继续说，就是这种狮子开始攻击修建通往坎帕拉铁路的印度工人。他们住在帆布帐篷中，而这种帐篷轻而易举地就会被这些猛兽撕碎，然后它们会从熟睡的人中拖出一名新的受害者。没有任何人保护这些工人，工人们也没有武器。而且在非洲的黑夜中和狮子搏斗根本没有任何胜算。夜里，帕特尔医生的祖父和他的工友们听到了被撕碎的人的惨叫，而狮子则毫不胆怯地在旁边的帐篷里享受着大餐，饱餐之后就消失在暗夜之中。

帕特尔医生经常会来看我并且很愿意和我聊天，特别是我在疟疾发作后的几天里不能读书看报，纸上的字会变得模糊，字母飘来飘去，仿佛是飞上了天又在看不见的波浪中飘摇。有一次他问我，“你见过很多大象吗？”“天啊，”我回答说，“我见过几百只！”“你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葡萄牙人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开始购买象牙，然后发现其实非洲人并没有很多象牙。为什么呢？象牙明明是一种坚固耐用的材料。既然很难狩猎到活的大象——以前人们通常会把大象赶到事先挖好的陷阱中来捕猎——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去收集那些已经死了的大象的象牙呢？他们把这种想法告诉了自己的非洲中间商，但却得到了一个令他们惊讶的答案：没有死去的大象，也没有埋葬大象尸体的地方。这成了一个让葡萄牙人非常好奇的谜题。大象是怎么死的呢？它们的尸体在哪里？坟冢又在哪里？他们关心的其实是象牙，是用象牙可以换来的巨额财富。

“非洲人长期以来一直都对白人保守着大象是如何死去的这个秘密。大象是神圣的动物，它的死亡也是神圣的。所有神圣的一切都被密不透风的神秘感所笼罩着。最令人惊讶的就是，大象在动物世界中没天敌。没有任何动物能打败大象。它们（在很久以前）只能够自然死亡。死亡通常发生在黄昏时分，大象们那时候会去水边。它们在湖边或者河边，每头大象都把鼻子伸到水中去喝水。但是，当一头疲惫的老象再也无法抬起它的鼻子去汲水，它就不得不慢慢向水中央走去，它的脚在泥潭里越陷越深。湖水将它拽入深不见底的内部。一开始它还会挣扎抵抗几下，想要从泥潭中挣脱出来退回岸边，但是它自己那庞大的身躯太重了，而湖底的吸力又弄得它动弹不得，最终它失去了平衡，栽倒，永远消失在水底。

“所以，那里，”帕特尔医生说，“我们的湖底，是大象永恒的坟墓。”

（本文节选自《太阳的阴影》中《内在的冰山》篇章，标题为编者所拟。）

《太阳的阴影：深入非洲的旅程》

[波] 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 著 毛蕊 译

理想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5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