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规范与技术提升双轮驱动，破局政务数据“孤岛”丨法经兵言

政务数据是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是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国务院正式发布《政务数据共享条例》（下称《条例》），共8章44条，对政务数据共享管理体制、目录管理、共享使用、平台支撑、保障措施等方面进行了部署，是我国数据治理体系建设中的重要里程碑式的制度建设。

《条例》的定位及价值

《条例》有助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提升我国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和政务服务效能的关键举措，标志着我国政务数据共享工作迈入法治化建设新阶段。

首先，《条例》进一步落实了国家对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规划。政务数据是公共数据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务数据共享是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的重点环节，为公共数据开放及商业化运营提供先导示范。《条例》的出台将带动公共数据合规高效安全流通使用，进一步促进各类数据资源融合利用，提高全社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水平。

其次，《条例》推动提升了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和政务服务效能。《条例》首次以行政法规形式确立“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将现有数据平台纳入统一框架以保障政务数据的互联互通，通过优化目录管理、厘清权责链条、强化供需对接等方式打破“数据孤岛”， 解决过去因部门权责分割、系统标准不一形成的导致的重复填报、多头统计等问题。此外，《条例》明确要求上级部门及时、完整回流区域政务数据，禁止设置额外限制，减少重复采集情况，有助于为基层减负和精准施策推动政府提升治理效能。

从实施预期看，《条例》将对政务数据治理体系、数字政府建设产生深远影响。从我国政务数据现实状况来看，存在“壁垒高耸”的现象，各部门间“数据不通、重复采集”，甚至于一些部门内部之间的不同业务处室，都存在着较高的数据壁垒，影响了政策协同和行政效率。《条例》首次以国家制度形式明确，要协调推进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政务数据安全有序高效共享利用，推动各层级、各地域、各部门等彼此之间政务数据互联互通，有助于打破“数据烟囱”和“信息孤岛”，实现数据整合，有助于形成整体协同的数据治理模式。

最后，《条例》以“谁管理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厘清权责链条，确保数据随需共享时风险可控、权责明确，特别是解除了供给方对数据流出后安全的顾虑，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使政务数据从“部门私产”真正转化为公共资源和生产要素。

特别是在我国全面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大背景下，政府管理正从“经验治理”走向“数据治理”，基于《条例》的实施无疑有助于推动数据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政府能够基于数据开展智能分析、精准研判和前瞻性决策，提升政策科学性、针对性与应变能力。在公共资源配置、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统一共享的数据系统能显著增强政府的数字感知和应对能力。

政务数据共享面临的挑战与优化重点

当前，不少地方和部门存在多个政务数据平台“多头建设、重复建设”的问题，数据割裂、标准不一，影响平台整体效能。《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强调“国家统筹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政务数据安全防护能力，整合构建标准统一、布局合理、管理协同、安全可靠的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因此，在现有基础上，更要推动统一的政务数据系统基础建设，要做好蓝图规划，分阶段、分步骤、分时间逐步建立起“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贯通的数据体系，整合各级各类数据资源，避免重复投资与信息壁垒，真正实现“全域覆盖、全量接入”。对此，中央层面要出台统一的政务数据平台建设技术标准、数据接口规范、安全管理办法，确保平台体系的兼容性和一致性，而地方政府要加强与国家平台的对接，在数据技术、共享策略上与国家平台保持统一。鼓励各地区共建共享，防止地方自建平台造成重复投资和资源浪费。

具体而言，在整体规划上，要做好结构布局，分阶段、分步骤、分时间逐步建立起中央与地方纵向贯通、部门间横向协调的数据网络系统，消除信息壁垒，实现各级各类数据资源的全面整合。为此，亟须加快建设和完善智能安全可信的数据政务平台，部署政务区块链平台实现共享全程存证。按数据分类分级设置动态脱敏策略，通过“数据沙箱”厘清安全责任边界；推动人社、医保等高频事项数据下沉至基层，平台通过“智能客服”等工具，实现业务的快速分流办理。

此外，还应当强化示范场景建设，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利用进程。以交通物流、卫星遥感、低空经济、气象服务、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为示范，着力打造一批企业群众可感可及应用场景，更好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为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强化制度与技术联动确保政务数据有序共享

数据安全问题始终是底线和红线，必须贯穿政务数据共享的全过程、各环节。首先，要落实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制度，完善政务信息的采集范围与采集限制，严厉打击数据超范围使用、隐私泄露等数据滥用行为。在政务数据共享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谨慎处理个人敏感信息、核心数据与重要数据等数据类型，例如保障公民对敏感个人信息的查询、删除权，在维护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推动有序共享。譬如，《数据安全法》第21条关于数据重要程度及遭到侵害后危险程度区分了“核心数据”“重要数据”以及除此之外的“一般数据”，要做到精细化地精准治理，核心数据原则上不得共享，必要共享应设定严格条件；重要数据则严格权限控制，需审批共享；一般数据则是优先共享，提升使用效率。这种分类分级管理方式，有助于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推动有序共享，防止“过度开放”带来安全风险。

其次，要建立健全授权使用机制，明确各环节安全责任主体，保证权责对应、因果相联。实现“最小可用、按需调用”，遵循“谁申请、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避免部门间推诿责任的情况，打消部门的安全顾虑，破除数据流通环节的妨碍。此外，在技术层面提供数据共享全链路防护，通过数据沙箱、区块链存证、实时审计等技术，同时明确数据共享对象的信息认证，明确数据使用范围、用途与期限，通过设置访问权限控制、调用审批机制等，数据使用全过程可记录、可追溯、可问责。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政务数据“可信可用”的良性循环，服务好数字政府建设。

最后，还要避免政府部门以安全名义拒绝共享、阻碍合理共享，依托部门间的争议协调机制和第三方审计监督，对风险进行评估，避免安全成为合理共享的挡箭牌。

（作者系南开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副院长，数字经济交叉科学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