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先生

“先生相逢此间，美育呈现此时，既有聚合的偶然，也有气场的必然。”初夏时节，一帧帧民国先生的话语与手迹、一本本老杂志与老课本，让复旦管院政立院区朵云书院显得格外儒雅、安宁。“致敬先生·美育中华：复旦大学建校120周年献礼展”在此举行，展览聚焦复旦校长马相伯、北大校长蔡元培等十位教育家，以及他们与文化界同僚创办编写的杂志、课本等。

“如果加一个姓氏，王先生、李先生，就是通常的称呼。去掉姓氏，‘先生’两字，就是一个背影，一个穿着长袍、渐渐远去、民国风骨的化身。”策展人、纪录片制片人邓康延在接受采访时说，“先生”让他感受到发乎于人性的光彩，他也被“先生”的精神激励着，收集了大量“先生”的史料，及民国老课本老杂志，逐渐形成了“致敬先生·美育中华”展览的内容。

展览将持续至6月25日。与此同时，“复旦大学校长传记系列”也在复旦大学120周年校庆之际面世。六册图书的传主分别为马相伯、李登辉、颜福庆、陈望道、苏步青、谢希德等六位在复旦历史上留下过深刻印记的校长。

救才之道，学堂为先

2025年2月开业的朵云书店是朵云系第十家书店，位于新建成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政立院区内，既是一处对外营业的书店，也是管院学生的自习之处。展览位于书店二楼，巡级而上，印着先生群像的展览海报自楼顶垂下，让人感受到一代学人的风骨与气质。与常规展览不同的是，这是一个与环境氛围融为一体的展览，展品、展架巧妙地穿插在书架、自习区之中，让人在经意或不经意间相遇、对视，正如落于寻常的民国美学与风范，细雨无声般浸润在人们的一粥一饭、一言一行之中。

展览共分三部分：先生、杂志、老课本。“杂志”部分由新闻时政、经济民生、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时尚娱乐、少儿期刊六个类别组成，反映了民国时期各类杂志的出版状态。“老课本”则以衣、食、住、行四个角度，展现了民国课本如果在日常生活中融入美学教养。

“展览已历十城，这是系列展览在上海的第一站，因此更加侧重上海。民国时期，上海的出版业极为丰富多彩，商务、中华、开明、儿童、中央编译馆、大众、东亚等出版社都在上海，展出的老杂志和老课本百分之八十左右是在上海出版的。”邓康延介绍，展出内容虽只是个人收藏的一部分，但集中反映了当时上海的文化氛围，让我们看到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一批有风骨、有见识、有眼光的学者先生，如何编制出一流的教科书，并影响着一代青少年。

“先生”是邓康延立足的根基，在拍摄“先生”系列纪录片的过程中，他发现民国教育家编撰了大量教材，由此开始了对老课本和老杂志的追寻。展览第一部分“先生”，将视野收缩至十位民国时期的教育家和大学者，并以图片介绍、手稿、书法、著述与纪录片并陈的方式，立体地展现他们的所为与所思。

其中，邓康延认为复旦大学创始校长马相伯以畅达之行为谈吐，而有“教义之美”。马相伯的“二三言”中，他挑选了这两句：“自强之道，人材为本；救才之道，学堂为先”，“我只是一只狗，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后者是马相伯百岁之际的感言，他走过了漫长的一生，从12岁来到上海在徐汇公学就读到晚年创办大学，始终以是否对中国有利作为判断政治现状的标准。“不只创办震旦、复旦，他还到当时的广播电台演讲。他通晓多种外语，又深知中国积贫积弱，始终在大声倡导，想要唤醒民众。”

除了马相伯的二三事与二三言、他与梁启超的书信等，邓康延任导演拍摄制作的纪录片《先生》中的《马相伯》一集，投射至书院的高墙之上，向参观者娓娓道来马相伯的人生和他创办复旦大学的历程。展览还特辟一柜，展出了与马相伯、复旦大学相关的报刊，包括复旦大学文摘社的《文摘·战时旬刊》《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等。

在日常生活中融入美学教养

“池中种荷，夏日开花，或红或白。荷梗直立。荷叶形圆。茎横泥中，其名曰藕。藕有节，中有孔，断之有丝。”画面上，几株白描荷花，或开放、或仍然含苞，文字也如白描，短短36个字，写尽了荷花的一生。

在邓康延看来，简单而雅致，正是老课本的魅力。“近代老课本的语言朴素实在，有汉字文白之间的魅力，同时插图装帧也比较简朴。”他认为，老课本的语言大多平铺直叙，你能感受到原来叙述一个人、一件事、一个物，可以用最朴实的语言，却依然风生水起。

展览将老课本分为衣、食、住、行四个部分。“那会儿不管是国文、音乐、美术，都是贴近生活的，它们体现一种美，文字的美、音乐的美、图画的各种类别，油画、素描、彩绘、剪纸等等的美。”

形式美之外，许多课本展现了观念的美，又教人做人的道理。比如说到母爱，“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简简单单讲出了母亲的辛劳；又如教导行为习惯，“与人同餐，不可争食，与人同行，不可争先”。这种理念与当下的教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现在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卷得孩子没有童年，什么都要争抢，但你能在老课本里看到儒雅文静、仁爱谦和的一面。”

有许多大学校长、学者投入了课本的编制创作，如蔡元培、胡适、晏阳初、陶行知、丰子恺等人，都不啬于将自己的才能，付诸一本一本的小课本。

“蔡元培主要在北京，倡导用美育替代宗教，上海如丰子恺，希望以艺术建国。他们看待艺术都有大气魄。”邓康延说，秋风骏马塞北、春雨杏花江南，南方与北方因为气候、风土、季节不同，衣装、饮食、生活方式、住房等都有差异，这些美学差异是千百年来从实践生活中而来的，也自然而然地体现在不同学者编写的老课本上。

他提到，江南人刘半农在赴京之后有天突遇一场雨，想起家乡，作了一首歌：“我来北地将半年，今日初听一宵雨。若移此雨在江南，故园新笋添几许。”这样栩栩如生的江南风韵，让人想起“君问归期未有期”的唐诗意境。

“美是千姿百态的，是各从时间空间、人际社会、个体人性的角度的感知。”但另一方面，他认为美又是趋同的，同一片华夏土地孕育了相似的生活和美感，“这些老课本让人感受汉语的博大，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建立自己的人生观”。

多数课本封面优美、诗意，但展览也收集了几本特殊的、封面“丑陋”的老课本。1932年1月，日本军队轰炸了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涵芬楼，几十万册图书化为灰烬。但几个月之后，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了教科书，封面是断壁残垣、一片狼藉的商务印书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这几本“丑陋”的教科书，发出了悲哀奋进的壮美之音。

复旦精神的基石

邓康延已关注、收集20余年的老杂志、老课本和大先生的史料。几个月前，他结识了光华教育集团创始人及董事会主席鲁育宗，谈起收藏和展览，鲁育宗把他带到朵云书院，遂促成了这次展览的落地。作为一家长期支持和推动教育和慈善事业发展的基金会，上海光华教育发展基金会还资助出版了新版“复旦大学校长传记系列”套书。

1905年，马相伯为捍卫教育主权，脱离自己创办的震旦公学，创立复旦公学。他的办学思想后来被提炼为"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宗旨。《马相伯传略》的作者是历史学家朱维铮等人。在朱维铮看来，“用不着指出马相伯并非完人，但他可贵的品格正在于相信知行合一，行为绝不背离信仰”。他和其他几位复旦学者，以20余万字书写了马相伯的政治实践、教育实践、宗教生活，并整理了马相伯的生平简表、考察了马相伯设想建立美育教育机构“函夏考文苑”的始末。

马相伯之后接任校长、主持复旦事务42年的李登辉，将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重塑了复旦的学科体系。与马相伯不同的是，李登辉深受北美留学经历的影响，与追随马相伯学习拉丁文和欧洲哲学的蔡元培走上了不同的治学道路。通过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钱益民撰写的传记，读者可以理解在李登辉的治下，复旦是如何烙下了深深的耶鲁印记。从商学院的建立到教育科的试办，复旦紧随世界教育潮流，并为适应上海社会而使课程带有实用倾向。“终其一生，李登辉与复旦休戚与共，唇齿相依。”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教授许美德在序言中说，历来人们对李登辉的教育理念知之甚少，这本书恰可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颜福庆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1927年创办上海医学院，并担任了13年院长。他推动了中国医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先后创办多所至今声名隆盛的医学院。陈望道则是复旦建国后的第一任校长。身为修辞学家、《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译本的翻译者，他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带领复旦迅速走上正轨，并以其声望与气魄将多种文化背景的大教授凝聚到一起。由钱益民与颜福庆长孙颜志渊合著的《颜福庆传》，由长期担任陈望道秘书的邓明以撰写的《陈望道传》，分别梳理了两位校长筚路蓝缕、为教育倾尽心力的一生。

苏步青与谢希德则是改革开放之后的复旦校长。作为中国现代数学的奠基者，苏步青将复旦缔造为中国数学研究的“南方重镇”，他在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出任校长，用一身正气将复旦带出阴霾。谢希德则是中国半导体物理学科和表面物理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复旦大学首位女校长。她倡导学科交叉，以国际化的视野引领复旦与国际学界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复旦大学高等教育学研究员王增藩曾担任苏步青秘书23年，并为谢希德从事文字工作10余年，他为苏步青立传并与媒体人刘志祥合作《谢希德传》，讲述了他们如何在新的时代力主踏实而自由的学风，为复旦转型为研究型、国际化大学奠定了基础。

这套记录六位校长生平事迹与教育理想的传记丛书，曾在20年前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出版。两年前，复旦大学出版社启动策划决定再版，多位作者和传主后人参与参订，对原有文字内容进行勘误与润色，并根据新发现的中英文史料增补大量内容，如《李登辉传》新增约三万字，《颜福庆传》新增六万余字。重版还利用AI技术着色优化老照片，并采用全彩印刷工艺，新增照片的部分，有许多是首次发表。

“这些大先生们的教育理念与精神，至今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复旦人。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传记，让更多的人了解复旦大学的历史，了解那些为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校长们。”鲁育宗说。

（展览方供图）